比利时是一个种族分裂而又要求一致的社会，同时它的人口又那么稀少，所以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兴旺的“国家”文化，是不大可能的。

实际上，“国家”文化在这里并不存在，除了很少例外，大多数比利时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在西方世界要么很少闻名，要么被看作法国人，这种混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整个比利时历史上，巴黎在文化上一直起着极其广泛的吸引作用，因而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之所以是比利时人，几乎只是由于他们碰巧出生在比利时，比利时所提供的文化活动的机会，在规模上从来没有能够赶上它的西南邻邦法国，此外，在本世纪以前，中产阶级90家庭、学校和社交场合的语言和文化爱好，几乎全是法国式的，因此，走向巴黎的文学之路是佛兰芒人和瓦隆人走得烂熟的道路。

象征主义剧作家兼诗人莫里斯·梅特林(1862一1949)写作剧本的时候，比利时还没有一个足够名望的本国剧团把他的作品搬上本国舞台，因此他的剧本只能在巴黎演出，梅特林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比利时人，他从1896年起就常住法国，象征派诗人艾米尔·韦拉朗(1855一1916)是另一个讲法语的佛兰芒人，在他许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总是到巴黎过冬，这两个人都在根特的圣巴尔贝中学受过法语教育。

一个英国的比利时文学专家在谈到他所谓离乡背井者这个作家团体时说，弗兰茨·黑伦斯(生于1881年)是“这个作家团体的最后一个在根特受了纯粹法国教养和教育的人，”但是文化道路仍然通向南方，1886年，诗人阿尔伯特，莫克尔(1866一1945)创刊《瓦隆区》文学评论杂志，为本国的才能之士提供个讨论诗歌的园地，但过了不多几年，他迁住巴黎，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去世前几年为止，诗人亨利·米肖，1899年生于那慕尔，二十三岁时离开比利时，夏尔·普利斯尼埃(1895一1952)在其小说《假护照》中描绘了他对共产主义幻想的破灭，这部小说使他于1937年成为第一个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比利时人，此后他就在巴黎定居下来，还有乔治·西姆农，1903年生于列日，他的文学道路走得更远，起初迁往巴黎，继而迁往美国，现在又到瑞士去了，在其他文艺部门也可以看到同样现象。